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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 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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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 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 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 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 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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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 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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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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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 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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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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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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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 (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责编:孙爽、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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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 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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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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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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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 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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